您的位置： 一、引论
中华文化主要是由南北二元耦合的，北方以黄河文化为标识，南方以长江文化为标识。长江文化主要分三个组成部分，即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按照地域概念命名），其中吴越文化由于历史的原因一般由“吴文化”概念来涵盖，按照地域来说，就是长江中下游文化，主要指今天我们所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在中国文化史上，六朝时期以前的长三角文化，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核心价值理念、鲜明统一性和系统性的文化形态。正由于此，我们以往尤其是二十多年来对吴文化的倡导和研究，那其实是立足于“吴地文化”这个概念来进行的，充其量是一个地域文化概念，而很难真正从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本身来把握。因此，笔者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吴文化”既不可能是一个很纯粹很单一的文化概念，也不仅仅是一个狭隘的地域概念，它应当是指，包括吴、越核心区域的一种文化存在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过程。它存在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假设将长三角文化视作广义的“吴文化”的话，那么其实从上古到六朝前期的长三角文化就可以定义为“狭义吴文化”时期）。
二、应当放置到时空背景下考察的三个概念
“吴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都产生和存在于长三角地区。这并不是个历史的偶然。以往研究者大多注目于各个概念的空间研究，很少注重对其从时间角度进行研究，也少有人将这三个概念贯穿起来考察。如果我们梳理清晰“吴文化”和“海派文化”这两个概念，可以发现，其实吴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是长三角文化相连贯并在不断生长的的三个历史阶段，“吴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只是随着文化累积和裂变，随着文化轴心转移而呈现的不同段落。当然，这三个历史阶段所蕴涵的文化精神和理趣是被不断丰富和扩展着的。
（一）包孕吴越的“吴文化”：江南之江南时期
“吴文化”的正式确立，应该从商末泰伯奔吴建立句吴国开始算起。从商末、周初开始，吴和越这两个国家分别在今天江、浙地区逐渐形成，到春秋后期又都强盛起来，并相继称霸。但从文化上看，他们同属于长江中下游文明，所谓的“吴文化”和“越文化”同属长江文明的支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又迭经数番交融，要确切地区分开这“两种文化”也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这所谓的“两种文化”除了可以从地域的角度去区分以外，其实质并无大的差异，这就是《越绝书》所说的：“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和“吴越二邦，同气共俗”。这点从近年出土文物也可以找到说明。例如引人注目的‘夫差自乍其元用剑’（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和‘越王勾践自乍用剑’（现藏湖北省博物馆），其制作工艺水平和器物风格特征均无多大区别，而在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中，一直以来江浙（包括今天的上海地区）都是形成合力共同推进的，尤其经过大规模战争等整合，它们的文化则更加水乳交融，难以区分，以至于当时它们就是以一个整体而存在。
而在泰伯奔吴之前，长三角地区已经具有了很高的文明程度。这点从半个多世纪以来，江浙沪地区马家浜文化时期和良渚文化时期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因此有的吴文化学者认为，吴文化有一个历史阶段，即从太湖三山古文化起到商末的“先吴文化”，是很有见地的。因此，其实“吴文化”阶段包括了先吴文化和狭义吴文化两个时期。
因为从商末开始尤其到春秋时期，当时吴国的文化远远领先于越国，而句吴国又属江南第一古国，并且在传统史学中也往往将浙江北部、西部归入吴的范畴。史籍记载“三吴”的概念，大致有四种说法：《水经注》以吴兴、吴郡、会稽为三吴；《通典》以会稽、吴兴、丹阳为三吴；宋代《历代地理指掌图》以苏州、常州、湖州为三吴；明代《名义考》以苏州为东吴、润州为中吴、湖州为西吴。所以传统史学家一般都用“吴”涵盖“越”，用“吴文化”涵盖了“吴越文化”的概念。
南京博物院罗宗真先生在论文《吴地文化研究之我见》中认为：“从狭义上看吴的时间以春秋时期为主”①，是很对的。但从中观上看，笔者认为时段应该放宽，“吴文化”其实质即为从上古到六朝前期的长三角文化。它是由土著的长江文化与中原来的黄河文化逐步相融合而生成的一种具有新生命的文化存在。“吴文化”时期的长三角文化并非中华文化的正统，而只是支流，一切学术、艺术盛事几乎与那时的江南城市无涉，江南处于当时传统文化的边缘地带，那时的江南文化的影响力只属于江南。
（二）横跨南北的“江南文化”：中国之江南时期
从江浙沪地区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等史前文明以及商周时期的考古发掘成果，能够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古以来，吴地（包括上海）和越地文化的生成基础和文化形态极度一致，但“吴文化”阶段并非中华文化的主流，只有当“吴文化”蜕变为“江南文化”之后，它才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的南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中流。其间中原皇室的两次南渡和安史之乱后江南地区的开发，成就和完善了“江南文化”，最终确定“江南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中700余年主流的地位。从晋室南渡到鸦片战争期间，是“江南文化”由肇始、培育、定型、辉煌到走向衰退的历程，也是长三角文化始终处于中华文化龙头地位的一段历史。自从“吴文化”实现向“江南文化”的蜕变，它已经对全国的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主导、决定中华文化的发展潮流，因此，此时期的江南已经是中国的江南。
①六朝至隋唐——“江南文化”的肇始期。其重要标志是晋室的南渡，士族社会的风气和精神内涵，改变了吴越文化的审美取向，士族文化给“江东”、“江左”的文化注入了阴柔的特质，清秀、温婉、柔弱、恬静遂成为时尚和追求。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考辨：“元帝定都建康，而南方为汉族正统之国者二百七十余年，中州人士，侨寄不归。始犹以贵族陵篾南士。或以流人，志图振复。泊久而相安，北人遂为南人。”②柳诒徵是站在中原人士角度，所以说“北人遂为南人”，从江左人物来讲，中州士族文化的大规模进入，也改造了本土文化，中原贵族文化与本土精英文化的结合，诞生出以“士族精神，书生气质”为审美核心的江南文化，并其地位得以确立。“诗性”遂成为“江南文化”最本质和与众不同的特征。所以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总结：“东晋南渡，长江流域遂正式代表著传统的中国。”③因此东晋南渡，是长三角文化对中华文化作用发生扭转的转折点，也是“吴文化”向“江南文化”蜕变的开始。吴地文化开始彰显“江南”这一最主要的个性。
②安史之乱至北宋末期——“江南文化”的培育期。唐朝中期爆发的安史之乱，在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之间起到了抑彼扬此的作用。八年战乱给北方经济文化毁灭性的打击，大量人口、技术、资源南迁，却给南方的崛起和繁荣提供了契机。大运河作用的进一步显现，“其目的既专在通漕，对于北方原来水利，亦有损无益”（钱穆语）。而安史之乱后北方的藩镇割据，加重了北方的凋敝，使南方迅速得到发展。到五代十国时期，南北文化基本可以抗衡，但由于政府对北方的扶持，如北宋天圣之前科举、选任宰相等方面都是实行重北轻南的政策，打压了江南文化作用的发挥。但到北宋晚期，南方文化已经逐步占据主动，那也是很明显的。
③南宋至明朝早期——“江南文化”的定型期。宋室的南渡是长三角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华文化史的大事。靖康末年奢华萎靡的习气一旦与江南的阴柔文化氛围相媾和，使“江南文化”愈加文弱精致，并向这一极致发展去。柳诒徵举过一个例子：“古人行路多乘车，从马牛曳之。自晋以来，始有肩舆。唐宋大臣年老或有疾者，始乘肩舆，余多乘马。宋室内渡，仕宦皆乘肩舆，无复骑马者。居处行动，皆求安适，人之文弱，盖缘于此矣。”④骑马还是坐轿子是日常细节，但反映的却是文化的变迁。由于政治中心的南来，使以往政府重南轻北政策彻底破产。期间由于工商思想的萌芽，更使这一趋势变本加厉，使得江南文化除精细特征以外，再加上了消费特征。南宋定都临安以后，幅员只有原来的小半，而人口骤增，历年财政支出却超过北宋时期最高额度，刺激了这一地区的工商萌芽。工商萌芽进一步推进了文化发展的互动和认同感，于是经典意义上的“江南文化”得以整合完成，它是主导了中国文化发展700余年的主流文化。扬州文化学者韦明铧在《扬州文化谈片》中认为，江南文化最根本的特征，是它的消费性、精细性和审美性⑤，南宋以后“江南文化”的这三个特征完全彰显。
④明朝中期至清朝中期——“江南文化”的辉煌期。此时江南的辉煌几乎不用细说。因为后世文人对“江南”的那点感性认识其实都源于对这一时期的印象和缅怀。此时的“江南”几乎与“繁华”是对等的名词了。明代江南苏、松、常、嘉、湖五府交纳给中央财政的税粮之和，已经占全国总和的五分之一，而苏州一府居然占到将近十分之一。清朝康熙、乾隆两朝的下江南，是“江南文化”达到烂熟的标志。那时的苏州、杭州、扬州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天堂了。仅从文化界而言，在此期间不论是学术、艺术、甚至工艺美术等方面都形成了具有江南特色的各大流派，而且俱都成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流派，其影响甚至延续至今。
⑤清朝中期至鸦片战争——“江南文化”的转移期。经典意义上的“江南文化”到乾隆以后就明显乏善可陈了。因为全国经济中心和南方文化中心已经从扬州和苏州逐步转移到上海去了，因此而有了一个新的名词——“海派文化”。
对于“江南”这个地理概念，它包含的地域范围或有所变化，各个历史阶段江南文化的轴心也曾随势转移，甚至横跨长江南北，如东晋的建康、南宋的临安、明朝的苏州、清朝中期以前的扬州（以及清末民国时期的上海），但核心地域始终未偏离过苏南和浙北地区。需要说明的是，南宋之后的“江南”，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地域概念，而成为了一个宽泛的文化概念，凡与江南核心地域相接相邻而接受融合这种文化形态、文化理念和文化审美的地区，都得称之为江南文化区域。因此，皖、赣、闽乃至湖广之部分也可算江南区域，而江浙的部分区域反不在其内。
（三）贯通中西的“海派文化”：世界之江南时期
所谓“海派文化”，绝非仅仅指上海一地的文化而言，它是指以上海为龙头和轴心的一种文化形态。“海派文化”，是长三角文化发展到近现代的一种必然结果，是“江南文化”继续发展的一次新生。我们在文化研究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将“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相对立的现象，也出现过将“吴文化”、“越文化”、“海派文化”相割裂的现象，前者其实是忽视了历史阶段的不同，后者则明显受到行政区划的影响而忽略了文化本身的同一性。这两种现象就是脱离了长江文明这个大范畴进行研究的结果，最终都有可能走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去的。
①鸦片战争至民国时期——“经典海派文化”时期。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文化的转型，江南城市的都市色彩已经很明显。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风气的盛行，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直接发生冲撞和融合，长三角地区因其在经济和文化上先进的地位，率先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开始转型。上海以其地缘优势和特殊的历史性机遇得风气之先，发展为近代中国的主要文化中心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长三角文化轴心迁移至上海，很快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长三角其他主要城市为重要支撑点的文化，即“海派文化”。“海派文化”的组成部分十分复杂，其中苏州、宁波、杭州、无锡对它的文化输出尤为突出和明显，上海与这些城市的文化互动也异常活跃。因此所谓“海派文化”并非单指上海一地，它的范围应该至少包涵了今天的长三角地区，只是在上海地区体现得更集中、更精致罢了。
②解放以后尤其是浦东开发以来——“新海派文化”时期。从历史的角度看，解放以后尤其是浦东开发以来的海派文化，好象是“经典海派文化”重新获得生机的新生。但其实与“经典海派文化”时期相比，这个时期海派文化的状态、内涵与实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已经不再仅仅是直接生硬地接受外来的文化了。由于历史的积淀，海派文化的固有文化理念和形态已经生根，而且力量日渐巨大，所以此时期的海派文化更加注重通过改造和创新来吸纳外来文化因素，文化的主动性更强大，所以它已经是一种“新海派文化”。在此时期，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领头羊地位更加稳固，各城市对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要求和呼声，其实是对进一步在“新海派文化”内部进行无障碍互动的一种文化自觉。在这一历史阶段，随着打造世界第六大都市圈步伐的推进，代表长三角文化的“新海派文化”对全国的影响将越来越巨大，必将对世界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长三角文化三个历史阶段的不同性质和个性
在长三角文化的“吴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三个历史阶段，它们的性质和个性是各有不同或者具有各自的侧重点的。简单来说，“吴文化”时期是长三角地区土著文化发展并吸收、融合黄河文明养分，形成的相对于中原文明的一种亚文化。“吴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江南文化”时期是南方文明与中原文明进一步交融，进而取代中原文明的文化正宗地位。“江南文化”是当时引导甚至决定中国文化取向的力量，是中国农耕文化达到的最高典范；“海派文化”是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文化的一种典范形式，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华文化对外产生巨大影响的开端。“海派文化”依然是决定中国文化取向的最主要的力量，也将成为全球重要的文化力之一。
从“吴文化”时期吴文化轴心依据长江沿岸分散排布于长三角地区，到“江南文化”时期逐步由建康、临安、苏州、扬州，再到“海派文化”时期的上海，如果排除了政治对此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其实长三角的文化轴心是自觉在向着沿海转移的，这是与本地区文化从长江文明时代转向海洋文明时代的历史潮流相一致的。并且可以看到，人类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地理、气候、物产等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日渐减少，人类创造历史的自由度不断加强。也从另一角度反映出，文化对推动历史进程的作用越来越大。
长三角文化的三个历史阶段不仅仅存在时空和性质上的不同，它们所反映的文化个性也有不同：
粗犷中蕴涵精雅——“吴文化”的个性。“吴文化”时期此地地域文化的最显著特点在于粗犷，与中原文化有雅俗之判。当然这仅仅是从文化的总体而言，并非指具体的个案。即使到春秋时期，吴虽一度称霸，然此地依然属于“蛮夷”。因此吴王夫差自称“我文身不足责礼也”⑥，司马迁则称吴为“夷蛮之吴”。因此，虽然商末泰伯奔吴加快了了黄河流域文化与长三角文化的交融，使本地文化获得很大发展，到春秋时期吴文化又有突飞猛进，但当时吴地文化相对于中原地区的落后是很明显的。即使到三国时期吴地得到充分发展，中国南北生产力也基本达到同一水平，但由于文化积淀的厚薄，其时吴地文化所体现的风貌也是以粗犷为个性的。六朝前期之前的长三角，人民依然是以好斗逞勇为风气，柔弱之风尚与此无缘。但是，也可以看到，从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春秋时期吴国大墓出土的玉器、青铜器来看，吴地人民追求精雅的审美心理一直十分强烈，也具有极大的创造力和实践力。所以，“吴文化”的个性在于粗犷，但这种粗犷中已经蕴涵了对精雅的追求，为它后来发展成为中华文化中最雅致的文化类型——“江南文化”，已经启蒙和奠基。
诗性中包容责任——“江南文化”的个性。上海师范大学刘士林教授认为：“仅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并不是江南都市文化的独有特色，因为有着‘天府之国’之称的巴蜀地区在富庶上就好似可与它相媲美的；另一方面，仅有文人荟萃的精神文化传统也不能算是它的本质，与它相去不远的齐鲁地区甚至更有资格作中国文化的代表。而江南文化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区域文化，在于它本质上是以诗性文化为根本特征的。”⑦这是很有见地的认识，可以说切中“江南文化”的命脉。以齐鲁礼乐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伦理人文，而“江南文化”则是一种审美文化，并且它将这种中国式的审美推到最高境界——诗性的层面。“江南文化”的诗性人文内涵，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这种具有浓厚非意识形态性、非政治经济学性的人文精神，是一种与当代语境中大众文化和审美文化最接近的传统精神资源。但江南之所以为繁华的江南，为丰富的江南，它的文化中也绝不仅仅只是诗性，它同时具有另一面个性——责任意识（当然也包含了承担这种责任的能力）。这一点很好理解，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东林党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高攀龙的“学者以天下为任”，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集中体现了“江南文化”中包容的责任意识。诗性与责任，是“江南文化”的两极，偏废哪一极都不可能真正认识“江南文化”，也不可能真正理解这种文化的种种表现。
务实中不乏灵动——“海派文化”的个性。吴文化发展到“江南文化”时期，工商文化的特征就一直很鲜明，尤其南宋以来，就更显著。明朝东林党也曾注重和呼吁重工重商。只是南宋到清朝前期，这一特征被高度发达的“雅化”的士大夫文化所掩盖，致使一般人无从觉察。直到清朝中期扬州盐商的忽然崛起，似乎才暴露了天机。工商文化特征和水文化的滋养，以及此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资源构成情况，决定了长三角文化必然具有的务实个性和灵动个性。而当发展到“海派文化”时期，其实不过是传统工商特征之外，另加一层“洋派”而已。而在目前的“新海派时期”，务实兼灵动不仅是此种文化的自觉，也是一种融入全球一体化的外在要求了。
四、长三角文化的核心精神
不论是“吴文化”时期，还是“江南文化”时期、“海派文化”时期，在长三角这块土地上滋生和发展着的文化，它是有起码的价值认同和核心精神的（这种核心精神越往后发展就越见其清晰）。在以往的文化研究中，很多专家学者对此已经广有论述。但是从不同的层面或者角度去归结，有很多种提法和论断。按照笔者的看法，长三角区域文化至少具有以下几点核心精神：
第一是长三角区域文化具有内在自觉的开放心态。首先，从长三角的地理环境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地方溯长江，可以直上荆楚巴蜀；环太湖，可以周行浙皖赣；沿运河，可以贯通京杭；济大海，可以横跨大洲。水作精神山为骨，财富和文脉由此而生生不息，开放的地理环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心态，注定了这一方文化先天具有自觉的开放性。其次，从长三角地域文化衍生和发展的轨迹来看，早在商朝末年泰伯奔吴，带来的中原文明和土著文明相结合而生成的“吴文化”，其本身就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结晶，这种文化的融合性与开放性是与生俱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地文化的震荡融合，又与楚文化的交流整合，其实所谓的“吴文化”早就成为了一种多元文化体。通过东晋南渡，到宋室南迁，吴文化经过数番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则更是强化了她开放的自觉性，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长三角的传统文化就是一种开放文化。尤其到近现代，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接，其整合力度与密度都可谓史无前例，使长三角文化的开放式性就更彻底。
第二是长三角区域文化具有超越自我的突破意识。因为这种文化先天具有的开放意识，就决定了它必定具有自我突破的意识和行为。这种不断超越自我的行为贯穿在不间断的文化整合过程中，成为长三角文化的一种特点。而从物质层面来看，长三角地区从六朝以来，地少人众的矛盾就日益显现，可耕地面积相对紧张，尤其是南宋迁都以后，江南人口急剧增加，更加刺激了工商文化的发展；而工商文化的精神和内涵又促使人们产生强烈的突破地域界限、资源界限甚至文化界限的要求。可以说，从南宋时期工商意识的增强、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直到近代工商业的诞生，近千年来长三角人民超越自我的突破意识一直十分鲜明，成为这一区域文化的一大特征。仅从长三角籍的文化名人来看，他们无不是走出家乡去成名的，他们很少局促江南一隅的保守思想，总是很强烈地要求突破，既突破对他们的地域局限，也突破艺术或学术本身对他们的局限。因此，超越自我的突破意识和敢于否定自我是长三角地区人文化人格的重要特征。
第三是长三角区域文化具有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长三角地区自古就没有真正成为过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南京是短暂的特例，其实际影响并未达到真正的都城），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意识极其浓厚的国度，在未成为政治中心的同时而首先要担负文化中心、甚至经济中心的地位，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长三角在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方面始终没有独占优势的条件，但它对社会发展的要求又由于本身工商文化特殊的要求而显得十分迫切，因此就特别重视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如何发挥人的能动作用，是长三角人民最为重视的问题。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之上，长三角人民创业兴办实业也好，从事艺术创作也好，进行学术研究也好，都十分重视人本身的创造力，因此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在长三角区域文化中得到充分凸现。
第四是长三角区域文化具有简约朴素的平民风度。由于长三角地区长期处于政治中心以外，所以这里的区域文化很少有政治优越感，其文化上的自信并不通过意识形态来表达，而是与工商精神媾和而演化为一种追求简约朴素的文化，表现为浓厚的平民风度。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而言，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较早形成，使本地域的文化精英分子更接近于市民大众，更注重个人意识的发挥，在文化语汇的表达方式上也更具有平民风度。这种平民风度在后世演化为两极，一极就是直接发展成为市民文化，其中以民间歌曲和小说为主要载体；另一极发展为带有平民特色的江南士大夫文化，它同时具备了精雅绝伦的文化外形与朴素简约的审美取向，成为一种具有高度“诗性”特征的文化，引领中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我们今天来研究“吴文化”、“江南文化”或者“海派文化”，就必须要将其放置到长三角、甚至长江文明的背景下来进行，才能够历史地发展地对待，才有可能把握其文脉和精神核心。我们今天来倡导和弘扬本地区的文化精神，主要是必须把握长三角文化的内涵，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进程，更快更好地融入当前的“新海派文化”，重塑长三角的新辉煌，推进中华的复兴大业。
按时地方几哦按时独夫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