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浙江位于中国东南部长江三角洲南翼。与江西的地理位置相比，是常被东海之风吹拂的“江东”。“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山多靠海，成全了浙江功利文化、海洋文化和商贸文化的形成。由于本身的资源不足，浙江人提出了“零资源”概念，认为浙江真正的资源不在山水海洋和田地，而是浙江的人，由此可以看出“求真、务实”是浙江文化中最重要和最有个性的部分。同时，当代浙江人在“资源小省，文化大省”的经济空间里博弈，还像滚雪球一样推动着功利文化的发展。江西位于长江以南的内陆地区，是中国的重要粮仓。赣地的中原传统农耕文化、内陆文化就像串珠子一样，把江西的山地丘陵和鄱阳湖平原串连在一起。“地理上是长江南岸，心理上是长江北岸”的赣文化在肇始之初，就形成了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包容性色彩，并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将为江西在中部崛起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浙赣文化比较，实际上是东南功利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一次碰撞与激荡。
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了两省经济发展状况的较大反差
浙赣两省虽然是唇齿相依，文化上却有很大的不同。有人将赣文化与浙江文化的比较形象地概括为，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内陆文化与沿海文化的巨大碰撞与激荡。可见，浙赣两省的文化的差异性是比较大的。
1、亲“商”与亲“农”的差异。浙江属于“商”文化，其非常注重“义利”兼顾，合作双赢；认为货因商而“畅”，财因商而聚，人因商而活，注重“农工商”的协调发展，并强调以“工”哺“农”，以“商”哺“农”。因此，浙江的民营经济非常活跃。仅2004年底，浙江省的民营企业总户数达到24万，注册资本达2525.43亿元，其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全国民营口企业500强企事业户数等五项指标位居全国第一。江西属于“儒”文化，具有强烈的农本意识，鄙视货值，轻工贱商，鄙视劳动，强调“农本工商末”，认为“工商重则国贫”，“无奸不商、无商不奸”。至今，仍有不少干部和知识结构还停留在“说农业大半天，说工业一枝烟，说资本不着边”的状态，工商业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贫瘠”，民营企业难以做大做强。
2、重“利”与重“名”的差异。浙江文化崇尚“利”，以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强调“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受这种文化影响，浙江人具有很强的致富欲望和创富精神，他们“不以利小而不为”，只要有“利”可图，哪怕一颗赚几厘钱的纽扣，一件赚几分钱的小饰品，也能从中把握商机，发家致富，甚至还做成了全国规模最大，足以辐射全国的大型专业市场；而赣文化则崇尚“名”的最高化，主张“君子固穷，谋道不谋食”，“耻于利而重于名”，讲究“安贫乐道”，“孔颜乐处”，即使处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知”的境地，也不改其志。这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由此也容易产生出自我满足、安于现状、得过且过的保守观念。在市场经济时代，其突出表现为缺乏进取意识和开拓精神。
3、务“实”与务“虚”的差异。浙江文化强调“适者生存”的务实品质，崇尚竞争，讲究实干，注重实效。因此，浙江人不靠天不靠地，只凭一双手去苦干，“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别人不愿干的苦活，他们都抢着去干，别人不肯吃的苦，他们都乐意去受，其突出表现人“千辛万苦去创业、千方百计来经营、千家万户抓生产、千山万水找市场”的“四千精神”。赣文化则强调个人精神境界修养，提倡思想的内省，追求至善至美的虚渺理想，从而容易忽视实践的论证。
4、入“市”与入“仕”的差异。浙江文化强调“人而优则商”，评价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多少为标准，注重“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钱尽其值，各尽其能”，把“为顾客创造价值、为企业创造利润、为员工创造前途、为社会创造财富”作为价值取向。因此，在浙江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县，即使原先的欠发达地区，都有大面积的工商业活跃着，都有大批人外出做老板。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浙江人被誉为“东方的犹太人”。由此可见，以商为荣、以商为重、以商为业的文化观念的确已深深植于每一个浙江人头脑之中。而且，这种“入市”导向又培育了浙江人特别强的“团队精神”。这一点，在其民间融资上得到充分体现。据统计，浙商融资80%靠民间借贷，即要么向亲威朋友借，要么入商会，要么组建民企集团。正是这种“爱扎堆”的精神特性，使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温州路”、“义乌路”和“浙江村”。而赣文化则强调“学而优则仕”，评价一个人的价值取向，轻视个体财富创造，认为只有“入仕为官”才是人生正道，对入“市”经商持怀疑和排斥态度，甚至在实际工作中，对一些成功的企业家，也封以官职，这无疑又助长了“官本位”思想的盛行，误导“商”文化的发展方向。
5、求“新”与求“稳”的差异。浙江文化崇尚个性张扬，注重与时俱进，变革创新，提倡昌险精神和开拓意识。因此，浙江人为了创业敢于背井离乡，四海为家，敢于在市场风险的旋涡中“闯荡”，从不因政策、体制的限制而放弃，从不因外部环境的干扰而退缩。他们做什么事情，既不看伟人讲了没有，也不看别做了没有，只要看准了就一头钻进去干。而赣文化则一味强调中庸和谐，回避冲突矛盾，重统一轻多样、重传统轻变革、重和谐轻竞争，重规矩轻变通，讲究“隐忍不发”、“见好就收“、以不变应万变”，求稳怕变，故土难离。
二、文化的互补性：江西向浙江学习的前提
浙赣文化虽然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也导致了两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较大反差。但是，浙赣两省同属华东，相互毗邻，在历史、地理、经济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互补性。
1、历史文化的互补性。浙文化起源于下汤文化，繁荣于春秋吴越文化，其充分汲取了海洋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精髓，造就了“商”文化中独特的一脉，这一文化基因以温州永嘉学派和金华学派为代表，在“舍利取义，以农为本”的宵耕社会，就开始强调“义利并重，工商为本”，崇尚经济实务。而赣文化则自始至终深受“儒”文化的浸染，封建王朝科举考试产生的十万进士中江西人就占去一成，唐宋八大家，江西就有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人，在这种文化熏陶下，江西学风兴盛，官本位思想浓厚，读书入仕、光宗耀祖至今仍成为江西人较为普遍的人生追求方向，而对于经“商”，大多数人则不愿为甚至不悄为，导致“商”文化无法在江西孕育和发展。
2、地理环境的互补性。浙江是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生存环境较为恶劣的地区，土地面积比江西少一倍，而人口却比江西多400多万，可用的矿产资源少，农业自给率也比较低，人均资源指数列全国倒数第三，加上地处海防前沿，国家投入少，经济发展基础并不优越，正是这种严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浙江人特别能吃苦，特别敢冒险，特别善经营的商业品质和商业精神。而江西自古就是江南鱼米粮仓，富庶之地，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造就了江西厚重的农耕文化。发达的自然经济孕育了浓厚的“乡土观念”，使江西人重“儒”轻“商”，思想趋于传统和保守，认为“红米饭，木炭火，皇帝老子不如我”，坐井观天，满足现状，缺乏旺盛的外向进取精神。
3、经济状况的互补性。计划经济时代，一大批浙江人离开浙江，在全国各地从事被当地所瞧不上的工作，如“鸡毛换糖”、“磨刀补鞋”等等。但他们从不以此为耻，而是善于把握商机，赚取财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政府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默许农村民间融资市场的发展，并给股份制合作企业戴上集体企业的“红帽子”，使股份合作的企业制度模式得到生存和发展，民间资本得到有效盘活，在改革开放年代，浙江更是风生水起，得时遇势，民营企业也步入了企业化、信息化、国际化、现代化的发展之路。而与此相反，江西人在计划经济的“温床”上养成了循规蹈矩、小富即安、富不思进的“本份”特性。尤其是江西各级干部的思想观念与工作作风与市场经济不适应，认为“还是种田稳”，好读书、会养猪在为江西人的“光荣传统”，对农业有着解不开的依赖情结。固守着“江西经济大厦要建立在农业基础上”，想问题、作决策仍是老一套、老办法，使得民营企业无法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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