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经济制度不是与文化无关的“纯经济”的制度，任何经济制度都是在文化中存在与发展的。不论交换规则，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都只有经文化的规定，才能为经济中的人所认可和接受。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氛围中，人们进行交往和市场博弈，从而形成秩序中的规则，或反过来说在规则调节下的秩序就构成了一个社会或社群中制度的实体。
一、温州文化的渊源
（一）温州文化是海洋文化与农业文化的混合物
费孝通先生说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棉、箍桶、裁缝、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家，养家立业。这些飘泊异地的手艺人和商贩同居家耕地的农家女结合，是艺商与农业的结合。这是温州模式的灵魂，从而有异于苏南模式。然而，温州的商业为什么繁荣？从温州特殊的地理位置看，温州地处东南沿海和瓯江下游，自古以来，既是传统农业生产大为发展的地区，又是一个贸易发达的沿海地区。温州这种区域性的商业特征，跟大海有着深层次的联系，温州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海洋文化。
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沿海地区较之内地优先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依托良好的港口条件，凭借发达的海上运输。北宋时期，温州就已经是一个工商业繁荣、海上交通、贸易发达的城市，为全国11个造船中心之一，北宋末年，温州造船的岁额达六百艘，与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同居全国首位。这种情况提供了温州人漂洋过海的方便，一些温州商人随贸易商船去国外经商；有的则客居那里经商。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1000年前的北宋时期就有温州人移居海外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温州人纷纷飘洋过海到日本、东南亚、欧海诸国经商谋生，到建国前就有华侨3．8万人。海上交通的发达给了温州人外出谋生的机会，也逐渐铸造了温州人四海为家，喜欢闯荡的个性，这是温州人精神中最深刻的根源。
但基本上，温州古城是个传统化、乡村化的城市。自宋代始，江南因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使不愿受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人民大量南下，“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温州人口也急剧增加。至南宋中期的淳熙年间温州人口则骤增至九十多万人。垦田面积大大超过前代，亩产增加，“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传统农业血缘、地缘等乡土关系所形成的惯例、习俗对温州经济与人民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也给温州模式家族制特色的形成设下了伏笔。
大海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交融在一定的条件下就孕育了独特的温州模式。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温州人隐藏着的闯荡冲动不曾熄灭过，而在温州农村，尤其是东部平原沿江沿海地带，在制度的灰色区域内，积淀巳久的小商品意识，经商冲动，以及农村中孕含着的市场因素一下子焕发出来。正如金祥荣、朱希伟所言，温州的商业文化与传统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一旦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刚性有所松动，便会寻找自身发展的突破口，形成对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背离”，这是温州推行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因。温州小商品从一开始就绕开当时计划经济严格的产品范围，以市场为起点和归宿，市场和商品相互刺激，形成良性循环。因此，温州模式不是产生于城市中心，而是在温州广大农村城镇产生的。
（二）温州文化的家族特性
温州的传统文化还表现为对血缘关系的高度注重。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定的社会发展时期，温州通过血缘或准血缘网络极大推动了民营企业的创建和发展。温州家族制企业是植根于传统“家文化”土壤上的具有极强适应性与延伸性的企业制度安排。温州现有的1万多家有限责任公司和几十家股份有限公司绝大部分是由股份合作企业和家庭企业改头换面而来的，企业的经营机制、管理模式或治理结构，与改制前并没有实质性变化，主要是名称改一下，变成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而已。不少企业仍属于“夫妻店”、“父子公司”或亲属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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