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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江西商人，是在江西自然经济结构内部自发地产生、发展起来的，它以南唐两宋以来江西社会经济在全国所处的先进地位和各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条件，并随着这一条件的消失和变化而衰落。
明前期，除两浙地区外，毗邻的湖广、广东、福建以及河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地，经济发展水平及商业化程度均低于江西；明中叶开始，广东、福建逐渐与江西持平，徽商(后来又有晋商)在主要商品行业如茶业、盐业、木材业等控制了北方及江淮市场。但湖广，尤其是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不仅仍相对落后，而且不是徽商、晋商所能控制。因此，江西商人的大规模流向也有其明显的阶段性。明前期，向西、向北、向西北、向西南、向南、向东，成环形全方位撒开；明中期至清中期，则主要流向湖广、并由湖广入川、入黔、入滇；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国内政治经济大格局的变化，江西商人在活跃了五百年之后，迅速走向衰落，并基本上在国内市场丧失了地位。如果分析其具体原因，大致有以下数端。
一是战乱。
如前所述，江西自唐末五代至两宋，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很大程度是因为北方战乱而导致的人口南迁。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南宋末年的宋元战争、元明之际的红巾军大起义、明清之际的农民大起义、清军入主中原及平定南方的战争、清初的三藩之乱等大规模战乱中，江淮、江汉、西南、中原乃至江南的部分地区，都一次或数次卷入战祸，江西则受害较小，社会财富及生产条件没有遭受大的破坏。但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江西却两次经历了长时期的战火蹂躏，造成了人口锐减和山林焚毁。道光三十年即1850年江西在册人口为2450万，到1953年统计时，仅1670万，100年间，人口不但没有增长反倒减少800万。江西商人赖以生存的主要商品如茶叶、纸张、木材等的生产则因山林焚毁而受到严重破坏，景德镇的瓷业也一度陷于停产。
与此同时，商业资本在战争中也遭到毁灭性掠夺和打击。曾国藩不仅以江西、安徽作为扼制、反击太平军的基地，更以江西为军费的筹集地。五年之间，通过厘金及其他手段，在江西征得白银八百四十万两，占湘军全部军费的一半以上，接近清政府在嘉庆年间为镇压白莲教起义而在两淮盐商中征取的全部“捐输报效银”。这个数字对于素称富有的两淮盐商也难以承受，何况以小本经营为特色的江西商人。
二是交通格局的变化。
从北宋到清前期，运河──长江──赣江──北江一直是国内主要的南北通道，它对于促进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清中期，长期以来对山林的超量砍伐及开山造田所造成的后果开始明显，水土流失严重，赣江水运发生困难。几乎与此同时，运河的淮河──黄河段因黄河泛滥及改道而淤塞，南北水道被拦腰截断。尤其是京汉、粤汉铁路修通后，南北运道改走两湖、河南，江西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虽然后来有浙赣线，也只是在赣北穿境而过，整个赣中、赣南因远离交通线，物质流通十分艰难，过境贸易也相当稀少。
由于交通格局的变化，从外部渗入的新思潮、新风尚也绕过江西，或沿广东、湖南、湖北，或沿上海、江苏、安徽，向中原挺进和扩散。这此新思潮、新风尚在扩散过程中，又不断地被抵制、被削弱、被改造，然后再反射到江西，致使江西在观念的更新上，不仅落后于沿海，也落后于中原和南北交通线上的湖南、湖北、安徽等地。
三是经济格局的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外国资本开始渗入沿海地区。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开始兴办近代私人企业。马关条约后，外国资本深入到沿(长)江地区，辽东、山东、云南、广西等地相继被纳入外国资本的势力范围，近代民族资本也开始生长。
在这一形势下，江西虽然也有九江一个口岸对外通商，但在南浔铁路修通之前，九江更多地是与沿江的汉口、安庆连为一线，与江西内地的联系反倒薄弱。以明时九江钞关为例，它主要只能对长江江面往来的商船收税，在没有设置湖口分司时，管不到出入湖口下行的商船。即使南浔铁路开通之后，也只有赣北地区才与九江联系较为密切。
二十世纪初开始，九江、南昌也先后出现了一些近代企业，但无论从速度还是规模看，不仅落后于东南沿海各省，也落后于湖南、湖北等内地邻省。除了夏布、瓷器等极少数手工业品仍有一定的市场外，江西一度居领先地位的传统手工业品已无法与洋货及沿海地区的工业品竞争。
四是自身的弱点。
江右商在晚清至民国时期的衰落，不仅有外部的原因，也有自身的弱点。比较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
鼎盛的科举文化，曾给江西带来过许多个世纪的骄傲，但也使江西的重功名、轻工商的观念根深蒂固。小有积累的江西商人一旦摆脱贫困，便将资金投放在后人的举业之上，希望子孙进入仕途，光宗耀祖。或者花数百上千两银子为自己及子弟捐个空头官衔，以改变在家族及社会中的地位。截至太平天国起义之前的清代，资本并非雄厚的江西，以捐钱为手段而获得的国子监监生的名额，竟居全国的首位。不少学者曾指出，文章节义为江西人的传统美德，但这种“美德”主要是受到正统儒家思想的薰染，它有利于农业社会的巩固，却不利于商业社会的形成。背上这种包袱，使江西商人远不如闽商、粤商、晋商、浙商那样潇洒轻松。
嘉靖末年严嵩的倒台，标志着江西士大夫开始退出中央决策圈；而人口的流动和大量俊秀子弟从事工商业，使得江西在清代的科举入仕人数较明代大为减少。这样，缺乏特权为依托的江西商人很难与徽商、晋商相抗衡。与此同时，江西商人虽然有人数多、操业广、渗透力强等优势，但存在着以商脱贫、资本分散、小本经营等先天不足。长时期以个体经营为主要方式，使得本来就分散的资本难以集中。尤其遗憾的是，即使在明前期江西商人独领风骚、明中后期及清前期江右商与徽商、晋商三足鼎立之时，江西商人也没有在江西营造出一个象广州、汉口、南京、上海，或者是杭州、苏州那样的大都市或消费中心，因而无法刺激消费水平的提高，也无法吸引外来的消费者而积累资金。同时，江西也没有形成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市镇辐射网络，整个商业活动始终停留在以商补农、以商脱贫的低层次上。
大凡人才所趋、财物所致，主要有以下几个流向：一是流向政治中心，二是流向经济中心，三是流向学术中心，四是流向娱乐中心。但江西除了在南宋和明代可以称得上是学术中心之外，其他都不是。所以我在《“摇篮”说》中戏称，什么是江西文化，或者说，什么是“赣文化”，那就是“摇篮文化”。
文化江西层次较高的江西人比文化层次较低的江西人对江西更多一些自信，因为他们知道江西有过辉煌的宋明时期。那年头做江西人是非常风光的。唐宋八大家江西占了三家，即使来自四川盆地的三苏父子，也得益于江西人欧阳修的奖拔。明朝前期一百年里，全国考了三十一位状元、五千位进士，江西吉安一个府便占了九位状元和五百位进士，分别占全国的近三分之一和十分之一。但是，有文化的江西人却故意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大家死后都不归葬江西，吉安籍的状元们也都是在南京或北京的翰林院供职，除了奔丧或罢官，也基本不在江西。
有文化的江西人还有一种误解，他们以为，宋、元、明及清前期江西经济有过较大的发展，江西人自然也就比较富裕。却不知以往的经济发展含义和今日不同。今天讲的是国民人均实际经济收入、人均产值及国家经济的总体经济实力。古人却是看人口增长及国家税收。所以，尽管江西的人口数量及向国家交纳的税粮在全国名列前茅，但江西人的日子却并不富裕。
当时的江西人比现在的江西人对这一点有更清醒的认识。明朝景泰年间有位来自科举最鼎盛的江西吉安府的大学士陈循，他认为，江西人、吉安人热衷于科举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穷，二是要面子：田少人多，务家则无田，经商则无钱，做手艺又觉丢面子，所以只有读书考科举，一旦成功，不仅可以光宗耀祖，而且可以脱贫。因此，那时江西人读书考科举，乃是一种体面的脱贫途径。这种遗风影响至今，所以江西的官本位和高考之盛在全国都是出名的。有人把江西每年高考考生之多、考分之高视为江西文化教育发展的表现，如果不是有意掩饰，便是不了解江西的历史和今日的省情。高考在一定意义上和当年的科举一样，是许多江西人寻求就业和脱贫的途径。
由于江西是秦汉大一统的产物，由于江西从来没有成为区域政治中心，所以江西比起那些曾经是区域政治中心的地区更能适应大一统的格局，所以江西也就一直是大一统的积极拥护者，好不容易在明代出了一个想做皇帝的宁王，也是被江西人自己消灭的。这种身份和地位造就了江西灿烂的古代文明，但这种文明自然也是中原文明严格地说是中央文明的延伸和发展。中原兴起科举文化，江西紧紧跟上，成为科举鼎盛之区；中原兴起理学，江西紧紧跟上，成为理学之邦；中原风靡禅宗，江西也紧紧跟上，致使唐代有“做官去长安，拜佛去江西”之说。
改革开放的形势既给了江西的机遇，也使江西人感到了一种危机。以往只需听从中央的号令，只需看中原的动态，便可以不变应万变，而今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中央只给精神和政策，而有些政策的制定又真如“摸着石头过河”，翻来覆去地变化，一时没有抓住，或许就永远失去。习惯于听从中央的江西在这种形势下便显得十分被动，显得有些手忙脚乱、无所适从。
京九大动脉的建成，给了江西一个发展和奋进的机会。这条铁路与古代的运河──长江──赣江──北江水路几乎是平行的，但并不是惟一的南北通道。更何况，即使是京广线作为唯一的南北大动脉时，河南、湖南的经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并没有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江西人认为，有机会并不等于是现实。又有越来越多的江西人认为，振兴江西经济特别是商业的关键在于领导者们观念的转变，以及中央对江西政策的变化，但是，为更重要的是江西民众整体上的思想解放。因为，官员既是民众的领袖，更是民众的化身。有何种民众，便有何种领导，好的领导是在好的民众中产生的。明代及清前期江西商业的发展，并没有官员们的推动，恰恰相反，它主要是一种民众自发和自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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