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内容摘要：本文把文化理性作为非正式制度和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构件。认为不同的区域文化理性，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素质与行为必然影响经济增长的最终绩效。本文剖析了浙江传统文化理性的九方面特征及其形成的自然历史文化原因，揭示了这种传统文化理性对浙江经济运行过程的三个主要方面影响。从文化视角对浙江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奥秘给出了一种理论诠释；同时也喻示了中国不同区域现代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文化理性缺失。
一、导言
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是由哪些基本因素决定的？长期以来，人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审度：一是自然资源禀赋（耕地的多寡、非再生矿物资源的丰瘠、港口码头等水陆运输条件的是否便利）；二是资本积累和供给条件（国民储蓄率、外部资本投资潜在引进规模）；三是分工和迂回生产深化程度（专业化水平、中间生产环链长度、专用工具和工艺的衍生数量）；四是技术状况（教育水平、技术类型、研究和发展费用、专利申报数量）；五是基本制度结构（界定权利和配置资源的产权和市场制度是否完善）。.亚当·斯密以来，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是沿着这条路径理解与研究经济增长。二十世纪初，韦伯开创了从文化伦理角度研究经济发展的理论先河。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分析了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的关系。从此精神文化因素对经济过程的影响成为理解与研究经济增长的另一条脉络。20世纪60年代末期，舒尔兹敏锐地觉察到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曾经起重要作用的土地和资本等物质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下降，而曾经依附和被支配于土地与资本的人的技术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对生产过程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他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主张扩大教育和R&D投资，提高劳动者的技术知识和文化素质，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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